泉州抢手的集装箱活动房(乌鲁木齐市集装箱活动房)

　　在大航海时代，当西方的冒险家们充满激情地探寻一片又一片土地、搜刮一块又一块黄金时，人们都以为中国就像与世隔绝的沉睡雄狮，在世界舞台上睡着了。

　　不过事实远非如此。

　　在大航海时代前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刺桐港（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遍地都是黄金，大批商人云集至此，货物多到堆不下……

　　几百年前的泉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大航海时代前期的世界航运中心，那时的泉州又是如何的繁盛？

　　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所决定的。

　　五代十国（唐、宋之间），是泉州初步发展的开端。当时地方割据势力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需要大量的花销。

　　五代时期的泉州

　　福建多山地，少平原，如果发展路上贸易，贸易范围仅限于沿海狭窄一带。但发展海上贸易，情况则完全不同，福建海域面积广阔、本地的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且与外国贸易已有一段历史。

　　而在当时泉州，田制崩坏，土地贫瘠，人均耕地比远低全国的情况下，发展商业成为了良好的选择。

　　王延彬，担任了20余年的泉州刺史，人称“招宝侍郎”，是泉州航运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治理下，被山脉阻隔的泉州一跃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诸多有利于海商发展的政策被提出，直接刺激了泉州的商业发达，间接刺激了泉州的手工业发展（国外需求旺盛的陶瓷业，纺织业等）。

　　这些海商，靠着精湛的技术和充足优质的原料，直接打破了由当时穆斯林所垄断的海洋贸易，泉州成为了著名的国际港。这一优势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灭亡。

　　此后泉州的和平过渡，是其能够在宋亡后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浙江、广州屡受战火，商贸都受到很大影响。

　　而泉州，在以蒲寿庚为首的力量下主动降元，因此，元代的泉州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宋代泉州商贸业已有的基础。由于大运河的淤塞、两浙广州等港口的衰弱，泉州在元朝几乎获得了垄断地位（泉州市舶司总收入占了全国市舶司总收入的75%以上）。在政策上，元朝政府感念于泉州的主动降伏，在政策上也予以支持，保护海商的贸易。

　　元朝南方三大港

　　宋元是中国封建王朝最独特的时期。两个王朝皆重视海运，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政策上不抑制商业发展。

　　究其原因，在于宋元时代的政策不完善导致大量冗兵、冗官、冗费等严重财政问题。想要弥补这个亏空，光靠农业产出无法做到，只能另想办法。宋代手工业发达、航海技术基本成型，统治者希望通过发展商业抽取税收。

　　其中最重要的刺桐（泉州）港处在世界贸易的中心位置。据记载，南宋中期，国库总收入不到1000万缗，市舶（航运）总收入为200万缗，刺桐城的市舶之利独占100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大宋航运经济的发达和刺桐城的繁荣。

　　“泉州时代”，是台湾学者李东华在针对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史提出来的特有名词。“泉州时代”的欧亚非三大陆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而由于商业、农业、手工业的同时繁荣，南宋城市化率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顶峰：22%。

　　这一切的一切，足以改变当时朝廷对商业的心态。赵构对海外贸易尤其用心，曾经说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取胜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

　　1087年，是泉州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朝廷在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承认了泉州海运贸易的繁荣。由于福建特有的地形和山脉屏障，泉州社会稳定，较少受到战乱影响。泉州海商力量在国家的支持下，稳步发展。

　　南宋主要对外港口

　　1166年，由于社会战乱，两浙市舶司被废，泉州成为宋代两大市舶司之一（另一个为广州港）。随后，泉州港超过广州港，成为南宋，也是中国第一大港，泉州开始迈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从东亚通向东南亚的贸易路线

　　与此相随的，是泉州的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到了南宋末年，伊斯兰海商蒲寿庚成为了泉州市舶司的总负责人。后来，蒲寿庚与元朝势力结盟，最终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蒲寿庚家族也逐步控制了泉州，乃至福建官府。

　　也正因此，海商集团控制了泉州。在蒲寿庚家族的极力维护之下，泉州迎来了"黄金年代"。

　　泉州在元代和宋代发展情况类似，且还多加了一层现实原因。彼时京杭大运河河道淤塞，想通过运河北上运粮，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宋代已有基础上，通过低价的海运运粮，无疑是个好办法。

　　元代船只

　　至元十九年（1282年）江苏省太仓，在前海盗，同时也是降元官员朱清、张瑄的主持下，刚刚建成的60膄平底船载着运漕粮4.6万石，浩浩荡荡地向元大都进发。这次运粮，数目虽小，意义重大，最终证明了海路运输粮食的可行性。这也使从草原上来的元代统治者意识到发展海陆的必要性。

　　在得到朝廷肯定后，海上运粮数不断增加，最高达360余万石。太仓因此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中转港口。此外，为了发展商业，朱清、张瑄还置办大批海船，与东南亚诸国通商，使太仓成为盛极一时的"六国码头"。因此，时人有言：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

　　彼时朝廷受传统儒学束缚不深，在思想上负担较轻，加上丰厚的贸易收入，元代朝廷对海运越来越支持。

　　各国商旅云集，亦使泉州成为当年中国宗教最自由、思想最开放的城市。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人涌入泉州做生意，不仅没有受到排斥，甚至受到蒲寿庚家族控制下泉州政府热情欢迎。当时泉州的招商引资能力独步天下。

　　在今天的泉州，仍然保留有大量的伊斯兰建筑——“清净寺”“圣墓”等都在无声述说着当时泉州的繁华。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马可波罗常常看到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不同的种族与当地的汉人结婚。这在中国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唯独在泉州似乎就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不过，也正因为思想上的开放，泉州海商在做国外生意时，一直保持着平等的态度贸易。

　　描绘元代泉州港繁荣景象的图画，来自于15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

　　泉州的衰弱始于明代。明代的海禁政策给泉州外贸以毁灭性打击。加上贱商理念的重新盛行、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从海路运粮方法再度转为从运河运粮）等因素，泉州时代一去不复返。

　　泉州时代的离去，也标志着中国再也不是是大航海时代商贸的领头羊。

　　但即便如此，泉州在明清还保持着重要的商业城市地位。商业的发达自然促成了社会思想的转变。泉州是第一批符合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发祥地之一。泰州学派的宗师李贽（泉州人），正是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中大胆提出了重农重商、功利价值、男女平等等一些先进观念。

　　泉州给中国海洋事业留下的遗产数不胜数。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技术上，“泉州时代”痕迹都随处可见。

　　《诸蕃志》、《岛夷志略》是“泉州时代”的文化遗产。《诸番志》是宋代官员在详细询问泉州外商情况下，编著的一本记载着从东亚到西西里岛的58个国家和地区风俗的书籍。《岛夷志略》则是元代思想家汪大渊从泉州出发，编纂的一本包括了220个国家地理、风俗、人情的书籍。

　　这两本书是林则徐和魏源编写《四国志》和《海国图志》重要的参考来源之一。（来自几百年前的参考资料。。看来资料挺稀缺）

　　《诸蕃志》书影

　　水密隔舱技术，是建造一艘安全的大型船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泉州时代给后世的礼物。水密隔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舱室，这就使船舱成为水密舱室。泰坦尼克号中有16个密舱，就是根据这种技术制作的。

　　水密隔舱示意图

　　使用水密隔舱技术的船只

　　中国最迟在唐代（5世纪至8世纪左右）便发明了这项技术，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述及。在欧洲，即使是大航海时代技术领先的英国，也只是在1795年，在本瑟姆的主持下开发出了水密隔舱技术。后来，本瑟姆夫人在为其写的传记中提到，这项技术并非本瑟姆的原创，而是本瑟姆在根据中国人的发明上改进的。

　　郑和宝船便是这项技术的典型代表

　　走进“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馆中最显眼的文物之一，是1973年在泉州后渚港区发现的一件世界性文物“后渚沉船”。这艘船无论是龙骨、多层板还是橹和船舵等技术的运用，都居于世界前列。不光如此，该船还拥有13个水密船舱。是古代世界造船技术的巅峰。

　　陈列馆里的后渚沉船

　　这项技术之所以能够发明，不仅是因为之前技术已经足够支撑新技术的创造，更是因为当时贸易的需求，极大的刺激了船舶走向大型化。为了保证船舶安全性，水密隔舱技术应运而生。

　　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历史的必然。彼时站在泉州后面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和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国家。

　　泉州逐步退出世界的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维护王朝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便是重农抑商。

　　宋代和元代虽都有特殊的原因而重商，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贱商思想的影响，重商政策终究由于朝代的更替而没落。中国也因此与大航海时代的机遇失之交臂，逐步落后于世界的潮流……